1950年初，广东北江，一名曾任国民党少将的老人被押进审讯室。举报材料写得很简单：莫雄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，身份复杂，来历可疑。办案人员并不知道，这位老人曾把蒋介石的绝密作战部署送进中央苏区，也不知道毛泽东曾专门交代过一句话：“一定要找到他。”
莫雄没有急着辩解。多年隐蔽工作养成的习惯，让他明白，有些事情不能在公开场合说，更不能拿过去的功劳为自己开脱。可正因为他的身份长期不能公开，一场误会险些把这位功臣送上刑场。
真正改变红军命运的那份情报，发生在1934年秋。
当时，蒋介石为围歼中央红军，调集重兵，修筑碉堡，层层封锁交通要道，企图以堡垒和兵力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围圈。后来，这套部署被称为“铁桶计划”。一旦红军按原有节奏行动，处境将极其危险。
莫雄当时任江西德安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。表面上，他是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员；实际上，他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人员。项与年等人，正是通过这条隐秘渠道开展工作。
有意思的是，莫雄并非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员。他早年出身广东英德，少年时期家境贫寒，曾在广州谋生。辛亥革命前后，他接触到革命思想，参加同盟会，后来投身武装斗争，逐渐成为粤军中的军官。
1922年陈炯明背叛时，莫雄没有随波转向，而是率部支持孙中山。此后，他参加东征，因作战勇敢得到提拔。只是孙中山去世后，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变化，蒋介石逐渐掌握大权，莫雄也逐渐被削弱兵权。
让他真正失望的，不只是个人仕途受挫，更是蒋介石背离孙中山革命路线、破坏国共合作的做法。莫雄曾参与反蒋活动，失败后处境更加尴尬。经旧部引荐，他接触到上海地下组织，并逐步接受了新的政治选择。
组织上没有急于让他公开转变身份，而是认为，留在国民党内部，更有利于获取重要情报。莫雄接受了这个安排。此后，他利用旧日人脉，把一些可靠人员安插进自己的机关，表面执行“清剿”，实际却尽量减少冲突，掩护人员转移，并提供药品和武器。
1934年9月底，庐山召开高级军事会议，莫雄因此前“剿共”行动受到信任，得以参加。会议上，他接触到中央红军即将面临的围堵部署。散会后，他没有迟疑，立即把情报交给项与年等人。
“这件事不能耽搁。”
项与年明白，普通传递方式很难突破封锁。为躲过搜查，他敲掉几颗门牙，化装成乞丐，辗转赶往中央苏区。到达后，他将密写材料交给周恩来，中央据此重新判断敌我态势，随后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，人数约八万六千人。长征本身充满艰险，但提前掌握敌军部署，至少使红军避免了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撞入包围圈。莫雄提供的情报，成为中央调整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蒋介石后来察觉会议内容可能泄露，却始终没有查出莫雄。莫雄继续以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份活动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仍设法保护革命力量。1949年前后，随着局势变化，他为躲避追捕辗转香港，与组织一度失去联系。
广州解放后，毛泽东得知莫雄下落不明，便询问叶剑英。叶剑英熟悉这段隐蔽战线的往事，随即派人寻找。1949年末，莫雄回到广东，获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，开始公开参与地方工作。
然而，过去不能公开，仍给他带来危险。有人只知道他曾是国民党少将，却不知道他长期为革命传递情报，于是将其举报。案件处理中，莫雄没有公开自己的秘密经历，竟被判处死刑。
古大存获悉后，立即向叶剑英说明情况。叶剑英随即向陶铸发出急电，要求核查身份，保住莫雄性命。“枪下留人”这句话，才使案件及时得到纠正。
获释后，莫雄继续在广东工作。1980年初，这位经历过辛亥革命、军阀混战、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人因病去世，终年89岁。那份尘封多年的情报，也随着他的晚年经历，留下了一段隐蔽战线上的特殊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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